你以为王安石是变法功臣？有人说他是历史罪人

王安石变法是历史上的著名改革，口号是“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对于这场变法，后世有褒有贬，两级分化。罗辑思维在《一次体制改革的反面标本》节目中表达出，王安石搞的是“活力型改革”，用的却是“效率型改革”的办法，导致变法失败。新法被废后，变法影响是更为深远的，最终导致了宋朝的党争政治……

王安石变法是历史上的著名改革，口号是“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对于这场变法，后世有褒有贬，两级分化。罗辑思维在《一次体制改革的反面标本》节目中表达出，王安石搞的是“活力型改革”，用的却是“效率型改革”的办法，导致变法失败。新法被废后，变法影响是更为深远的，最终导致了宋朝的党争政治，导致了王安石在历史上的骂名。

观点一历史上王安石的形象并不好，现代对他的好评主要是受梁启超的影响。

罗辑思维认为，晚清之前的800多年里，王安石的形象是“一个办了坏事，闯了大祸的人”。随便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支撑这一论点。

南宋第一位皇帝宋高宗赵构重修北宋历史，主编《宋神宗实录》，很重要的一点是把变法的名字改掉，宋代官方称呼是“熙丰变法”（取宋神宗的年号熙宁和元丰），《实录》里改为“王安石变法”。宋高宗要告诉大家，这一场祸事是王安石的责任，神宗皇帝只是受了蒙蔽。

南宋大儒朱熹对王安石的评价是，“群奸肆虐，流毒四海。”

南宋文人罗大经写了一部《鹤林玉露》，对王安石的评价是，“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竟然把王安石和秦桧并列为宋朝两大罪人。

冯梦龙在《三言二拍》中有一个故事，说王安石微服私访，看到老妇人把猪唤为“拗相公”（王安石的外号）；看到小女孩把鸡唤作王安石。这虽然是个故事段子，但说明了当时老百姓对王安石并不爱戴，甚至有些恨他。

事实上，王安石从北宋南宋直到清朝历代的形象都不好，正面形象的转折点是晚清的梁启超。他对王安石的评价是，“三代以下唯一的完人。”（“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三代”是指夏禹、商汤、周文王。梁启超给王安石这么高的评价，是因为将心比心，两人又很多的相似点

1、都是改革家

2、改革的目的是救亡图存，富国强兵

3、都依靠非常年轻的皇帝

4、都有反对派，反对派里都有太后。

罗辑思维认为，现代对王安石的好评主要是受梁启超评价的影响。梁启超美化王安石，实际上是在夸自己。

观点2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不是人品不好，不是变法曾策不好，更不是阶级性导致的。

世人对于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有多种解释

1、第一种解释，人品不好。

宋朝人吕诲说王安石“大奸似忠，外似朴野，中藏巧诈”（《宋史·吕诲传》），把王安石描绘成一个外表忠厚，内心奸猾狡诈的人。

苏洵在《辨奸论》（也有人认为这不是苏洵写的）中写的就是王安石，说他吃猪狗食，穿破衣烂衫，读圣贤书，这样的行为是违背人性的，一定是大奸大恶之人。（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

这些这些负面评价都来自政敌，也许不足为信。北宋政坛上有很多同朝为官的人对王安石的人品也有很多正面评价。

“苏黄米蔡”之一的黄庭坚说王安石私德非常好，视富贵如浮云（“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王安石最大的政敌司马光对他私德评价也很高，说“介甫（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

罗辑思维看来，改革的成败与否与改革家和人品好坏没有必然联系。从道德上解释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肯定站不住脚。

2、第二种解释，经济政策上有问题。

在罗辑思维看来，即便用现代眼光看，王安石变法的经济政策仍然不落伍，仍然非常先进。

比如说，青苗法，就是现在的“穷人银行”。在青黄不接时，百姓可以从国家借贷，付出的利息低于市面上其他借贷，帮百姓解决了问题，国家也增加了收入。

比如说，免役法，让百姓可以通过交钱免除徭役。中国古代的税收制度有三种，徭役（国家征发劳动力修运河，修长城），赋（国家打仗时，要上交钱和军事装备），税（针对农作物收成的农业税）。变法规定，如果百姓在徭役中不能出劳动力的话，可以交钱，国家用这笔钱去雇佣其他的人服役。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摊丁入亩”，都受到了这条变法的启发，这和现代“简化税制”是相同的思路。

比如说，宝马法，让民间养马，养得好的国家给补贴，国家收购马匹。这有市场经济思维在里面。

比如说，市易法，这是主管市场交易的相关法律，国家派出官员去管理市场，一旦发现某个商品价格低，赶紧买进收储，一旦价格高了，再抛出，用于平抑物价。现在我国在重要民生物资的管理方面还在沿用这套办法，例如现在有猪肉收储制度。

3、第三种解释，阶级局限性。

还有一种观点，说王安石代表小地主阶级，比较先进，司马光代表大地主阶级，比较保守。大地主阶级的反对导致变法失败。

罗辑思维认为，这恰好说反了，其实司马光是小地主，王安石才是大地主。苏东坡给司马光写的《神道碑》（墓志铭）中说明司马光家里只有三顷田。而历史学家考证，王安石家里有三千亩田地。

可见，阶级性导致变法失败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

观点3王安石搞的是“活力型改革”，用的却是“效率型改革”的办法，这才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在罗辑思维看来，王安石变法的条件是非常好的

1、必要性。

宋神宗时期，搞改革是朝野共识。祭天大典发不出赏银，民间水患没钱救灾，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朝野一致认为只有改革才能解决问题。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并不是不能接受改革，在宋神宗之前，还有宋仁宗年间的“庆历改革”，也就是范仲淹改革。

2、可行性。

皇权时代，改革的关键要素是皇帝力挺。神宗皇帝很英明，做过很多漂亮事，比如，河湟开边，还击败了吐蕃军队（这是北宋历史上少有的胜仗），收回了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使得北宋的国土一度达到巅峰。

宋神宗对王安石的支持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在宋神宗继位前，他通过身边的韩维，了解到了王安石很多政治经济方面的独特见解，当时就很认可王安石。继位后，很快就将王安石调到中央，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之后就开始支持王安石搞改革，前后共16年。三朝老臣韩琦有拥立之功，定策之功，一旦反对王安石变法，很快就被宋神宗被贬到地方。

在罗辑思维看来，王安石变法影响是深远的，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配套体制改革。此后的改革，任何人都不敢在整体上探索太远，此后经济改革的目标都是稳定。理解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有助于理解2000多年的中国经济，乃至理解当代的改革，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罗辑思维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两种改革，效率性改革和活力型改革。

效率型改革是为了提高国家的效率，激活社会财务的存量，对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如商鞅变法，自上而下推行政策，让秦国上下成为高效的战争机器。

活力型改革是为了增加国家的活力，仅仅激活财富我存量还不够，还要制造财富的增量。如改革开放，自下而上激发活力，让中国上下成为活跃的贸易市场。

罗辑思维认为，王安石变法是典型的活力型变法，王安石自己曾经说过，“民不加赋而国又饶”，希望变法在不增加百姓的赋税，不改变存量的基础上，直接增加财富。这从现代经济学角度是可以实现的。

，王安石搞的是“活力型改革”，用的却是“效率型改革”的方法，这才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那么，王安石为什么要用“效率型改革”的方法呢？王安石为什么会留下千古骂名呢？

罗辑思维认为，这是由变法背后的6个逻辑决定的。

逻辑1改革在皇权时代必须获得顶端权力的支持。

王安石改革应该自下而上激发活力，本该劝老百姓好好种田，好好养马，规范做生意。但他采用了自上而下的方法，获得了宋神宗的大力支持，获得更高的位置。在变法的初期，这两种方法，其实看不到区别。

逻辑2巩固皇权支持，必然要干掉反对派。

追求效率的时候，肯定不会多听意见，会牺牲民主。所有改革家必然要干的一件事，就是干掉反对派，如商鞅处置太子的老师。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和王安石是同乡，曾经对王安石大力提携。一旦欧阳修对变法有意见，王安石就指使手下人弹劾他，导致欧阳修60岁就告老还乡。王安石还批评说，“修擅附流俗”，对曾经大力提携自己的前辈欧阳修评价很低。

三朝老臣韩琦对变法有意见，王安石就说韩琦，“在一郡则坏一郡 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

王安石和司马光、韩维、吕公著是同榜进士，并称“嘉佑四友”。变法开始之后，王安石马上和他们绝交。吕公著刚对变法提出一点意见，王安石就把他罢官，还把他比作“四凶”（尧舜禹时代尧杀的四个大坏蛋）。

王安石的亲弟弟王安国反对变法，王安石也大力打击打压。

效率型改革要求改革家专注执拗，甚至六亲不认，把反对改革的全部打掉。商鞅，吴起，也都是如此。

逻辑3打掉了反对派，只能用不反对的人，往往是小人。

小人邓绾在宋神宗面前称赞王安石是“当今之古人”，神宗非常高兴。邓绾就投其所好，力挺王安石变法。邓绾对于拍领导马屁，还有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笑骂由他，好官我自为之”。

变法为什么要用小人呢？在罗辑思维看来，有两个原因

原因1没有君子可用

原因2“小人好用”，对金钱激励非常敏感，有利于提升效率，确定性大。

领导对拍马屁的人道德评价不高，拍马屁动作给领导传播的信号是，“你一拨，我就动，你指哪，我打哪”，这对于追求效率来说非常必要。所以新党中充斥着小人，如吕惠卿、蔡京等，基本被写到《宋史》的奸臣传里了。

逻辑4任用小人推行新法，新法能推行得好么？

比如说，青苗法，在执行中，奸臣强行摊派，无论百姓是否有需要借款，都要借，就变成了额外一种新的赋税。推想一下当时的情况，普遍高利贷年例4分，政府贷款年利2分，这种差额肯定会出现寻租空间。

再比如说，市易法，政府低价时买进高价时卖出，平抑物价，是非常好的制度设计。可官员怎么知道现在是高价还是低价？如果廉洁度不够的话，他说什么便宜什么就便宜，他买回来的一定是高价货（因为有贿赂有回扣，反正是国家出钱），搞得财政入不敷出。但新法的初衷是低吸高抛，本来应该是有收入盈余的。这导致官员压榨商户。新法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并没有出现。

逻辑5新法会失败，但任用的坏人还在朝堂，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过来就攻击王安石。

王安石第一次被贬官时，推荐帮助他推行变法的吕惠卿接任副宰相。后来吕惠卿最怕王安石回朝，担心王安石重获圣宠，他唯一的政治目的就是将王安石搞掉。先是污蔑王安石谋反，后又把与王安石往来的信件交给皇帝，使王安石彻底彻底失去了宋神宗信任。王安石第二次罢相，是王安石变法彻底失败的标志。

逻辑6新法被废后，变法的影响还在，甚至影响更为深远的，最终导致了党争政治。

效率型变法都是靠权力推动的，必然都会有余波。一旦改革者的后台老板去世或者撤除支持，被强权压制的反对势力就会反扑。改革者往往没有好下场，比如商鞅、吴起，都死于非命。王安石去世后，他的徒子徒孙就成为反对派打击的目标。

宋神宗死后，继位的是宋哲宗，掌权的是高太后。高太后反对变法，把新党全部赶下台，把旧党请回来。史称“元祐更化”。

高太后死后，宋哲宗亲政，继承了父亲的思路，把旧党赶下台，把新党召回朝廷。史称“绍圣绍述”。

宋哲宗死后，向太后主政，向太后倾向于旧党，又把旧党召回朝廷。

向太后死后，宋徽宗亲政，旧党再下去，新党再上来。

北宋的政坛像翻烧饼一样来回折腾。其实，“新党”和“旧党”只是两个政治符号而已，没有什么改革措施，互相指着鼻子骂，朝廷政治变成党争型政治。

宋徽宗又延续了宋神宗的思路，定年号为崇宁，刻了一副《元佑党人碑》，亲自用瘦金体刻下司马光、文彦博等旧党的名字，立在开封。碑上有名字的这些人朝廷永不叙用，他们的子孙永不可以参加科考。

后来《元佑党人碑》建得全国都是，碑文由蔡京书写。到现在《元佑党人碑》作为一个重要的书法作品被保存下来，这是历史折腾的遗迹。初期《元佑党人碑》上刻了100多个人，后来刻了300多个人，新党的一些人也被列在碑上，名单上不分新党旧党，所有的政敌一概打击。在北宋灭亡之后，两党之争还延续到南宋。

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罗大经的话，国家由统一到分裂，王安石是罪人。统一的国家变成党争的天下。

逻辑思维看来，效率型变法需要在强大的权力保证下实施，一定是先画蓝图再施工。蓝图不对，一定会失败。蓝图正确的话，也会有危害，“正确”上台之后，它有两句潜台词， 第一句，我正确。 第二句，所有反对我的，都不正确。

在王安石变法里，是新党正确？还是旧党正确？是王安石正确？还是司马光正确？在这搅得混乱的一锅粥里，谁都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