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邱庄：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兴衰之谜

        64岁的“天下第一庄”庄主禹作敏盘腿坐在他那张硕大的暖炕上，神情孤傲而不安。这是1993年3月的某个傍晚。这些日子，他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个惊天大旋涡之中。在过去的两年里，禹作敏一直春风得意。他领导的天津大邱庄由一个华北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全国最富有的村庄。在1992年的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上，大邱庄成为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均高居第一位的中国“首富村”。

声望如日中天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力量。1990年1月，在农业部的发起下，成立了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会长由农业部部长何康兼任，副会长两人，分别是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和浙江万向节总厂的鲁冠球，这是农民企业家所能得到的最高的带有“官方色彩”的职务，“禹北鲁南”，一时辉映。

禹作敏有一股天生的霸气和倔犟劲。大邱庄自古就是远近闻名的穷村，当地有“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的民谣。1979年前后，村支书禹作敏想办轧钢厂，需要集资10万元，还得向其他村借5万元，村内有人反对，禹作敏慨然说:“富不起来，我爬着去给你拜年。”富裕后，他说，“大邱庄没有集体的智慧，没有我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的今天。”

大邱庄是靠办轧钢厂起步的，在钢铁这个国营资本垄断着的行业中，其钢材之来源及钢管之销售，无一不与大型国营企业有关，一位参观者曾经描述说:“大邱庄的二十多家轧钢厂和钢管厂规模都不大，设备也很陈旧，最让人羡慕的是堆在院子里的那一大批废钢材，这是当今中国市场的紧俏货，非有相当的本事和过硬的关系绝对搞不到手。大邱庄用低价买来这些钢材，加工成钢管后又用高价卖出，其所获得的显然不仅仅是加工的利润，而且还有紧俏物资的市场差价。”

禹作敏每每以中国农民的代表自居，每次与官员和记者对话，他的开场白都是“我就是一个农民。”这是他的话语起点，也是他最为骄傲的身份。外出开会，哪怕是坐在沙发上，禹作敏也是盘腿而坐，不脱皮鞋，吸烟不弹烟灰，任其跌落在高级地毯上，他把这当做是一种“农民本色”。

1991年，他一口气购进了16辆奔驰车，每当有外地高级官员或海外媒体记者来访，他就会派奔驰车出村迎接，他要让人们在看到大邱庄的第一眼起，就被中国农民的气派给镇住。他自己乘坐的则是当时国内很罕见的奔驰600轿车，在媒体的报道中，这成了“敢与官本位抗衡的象征”。

就因为有了太多这种似是而非的“象征”，，禹作敏便也把自己真的当成了一种“象征”——对他的侵犯，就是对中国农民的侵犯。

1992年，外交部组织一部分外国使节到大邱庄参观，他心血来潮地宣布，大邱庄将派精壮的小伙子出国留学，谁能娶回洋媳妇就给重奖，要招100个最漂亮的外国姑娘跟大邱庄100个最聪明的小伙子结婚，生出最优秀的后代。这些话被信以为真的记者登在报纸上，很是让那些有“民族自尊”的人津津乐道了一阵。

骄横难以遏制

大邱庄成为中国民间经济迅猛成长的一个标志，所有来这里参观的人们都会惊叹于它的整洁与富有，小小的村庄由一排排红砖灰瓦的平房构成，其间柏油马路交织在一起，路修得极好，路边立着只有大城市里才有的那种华灯，村子中心还有16栋造型别致的别墅，其外形模样跟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很相似。禹作敏就住在别墅群中最显眼的那一栋，他每天盘腿坐在大炕上，等待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的“朝拜”。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为他的如珠妙语倾倒。

作为大邱庄奇迹的缔造者，他的声望到达了顶点。到1992年，大邱庄抓住经济复苏的机遇，在钢材上狠狠赚了一大笔钱，全国媒体掀起了一个报道大邱庄的热潮，禹作敏已俨然成为“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这年的3月1日，禹作敏在《经济日报》上撰文“春节寄语”，他写道“大邱庄最大的贡献，是给中国农民长了脸。”

，在声望到达顶峰的时候，这位极有智慧的“人精”渐渐地忘乎所以起来。他对一群前来考察的官员说:“局长算个球，我要当就当副总理。”

禹作敏的骄横在后来已经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他会跟国务委员比谁的工资高，跟部长比谁的皮带贵，他对一位离休干部说:“你是带着穷人打倒了富人，我是带着穷人变成了富人。”他得意地问一位中央部门领导“你看我的办公室比中南海里的怎么样？”村里有一位他赏识的青年要入党，几次党支部会开下来都通不过，他断然说，“同意入党的别举手，不同意的举手。”在他的圆目瞪视下，全体党员无声无动，他随即宣布“通过。”

禹作敏让一个盐碱地村庄变成了中国的“首富村”，在这里建成了一个封建的威权王国。有一次，一位香港记者问他:“有人说你是这里的土皇帝……”禹作敏不等他说完，就笑着应声答道，“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

1991年4月，中国乡镇企业家协会第二次年会在沈阳召开。会上，有官员对禹作敏的工作作风、骄傲自满进行了委婉的批评。但在禹作敏听来，似乎就是不给他“面子”，于是，他“愤而辞职”，不等会议结束就打道回他的庄园去了。

1992年5月，天津市推选出席十四大的党代表，禹作敏意外地名落孙山。6月20日，“中共大邱庄委员会”开始向新闻界散发一份《公开信》，其中列有十条“……第五条，我们声明观点，从今后凡是选举党代表、人大代表我们均不介入，否则会影响其他人选；第六条，天津市主要部委来人，我们一要热情，二要尊敬，但一定要身份证，防止坏人钻空子……”孤愤、怨恨、对立之气，溢然纸上。他与天津地方政府的关系便也是在这种情绪性的对抗中日渐恶化的。

致命的危机

1992年12月，大邱庄万全公司经理病故，查账时发现其可能有贪污行为，于是大邱庄派4人审查该公司业务员危福和。危福和被非法拘禁，并于12月13日被人用暴力殴打致死，死时全身创伤380处。事发之后，“老爷子”禹作敏决定包庇犯事者，他让相关疑犯或连夜离开大邱庄，或躲藏起来，一切事宜都由他出面抵挡。1993年1月，检察部门派出6名人员到大邱庄取证，不想却被非法拘留13小时，其间还不给任何饮食。随后，当检察院对4名疑犯发出拘传令时，前来执行公务的公安干警又被大邱庄设卡拒之门外。

事态由此恶化。2月18日凌晨，天津有关方面动用400名全副武装的武警封锁了通往大邱庄的所有通道，禹作敏命令全村一百多个工厂的工人全部罢工，上万本村及外乡的农民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本村的各个路口，与武警全面对峙。禹本人则以退为进，向外界宣布暂时辞职。如此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整整相持了三天三夜，禹作敏已经身陷法律的雷区而不能自拔。后经再三交涉，禹作敏才勉强同意武警人员进入这个“禹氏庄园”。警察对大邱庄进行了搜查，禹作敏作伪证说，疑犯已经全数外逃，而事实上，其中几人一直藏在村里。

在内心，禹作敏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犯了什么错。他甚至没有细想过与400名武装干警对峙的后果，大邱庄那时候私藏了15支自动步枪、2000发子弹，还办有一个猎枪厂，一旦擦枪走火，将会发生怎样的景象？3月上旬，天津市委、市政府向大邱庄派驻工作组，收缴该村拥有的所有武器装备。禹作敏被认定有窝藏、妨害公务等嫌疑，而遭拘留。

4月，禹作敏被捕，8月27日，天津法院以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五个罪项，判处禹作敏20年有期徒刑，其子、大邱庄的二号人物禹绍政被判刑入狱10年，大邱庄案被逮捕者多达26人。关于他的判刑，新华社只向全国统发了一条不到两百字的新闻稿，其引起的反响却如平地惊雷，在《人民日报》任职的政经观察家凌志军记得“那几天家里的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人想要打听他的情况，这些人大都是中国改革潮流中的风云人物，他们把禹作敏视为同类，自然也把他作为改革的象征，他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对禹的打击，是不是冲着改革来的？”

1993年8月27日，禹作敏被判入狱20年图为禹作敏于庭审现场

很显然，禹案的发生让禹作敏及所有的改革派——包括处理他的天津市政府，都陷入了难辩的困境。禹作敏被捕后，天津有关人士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称“禹作敏被拘留的本身，标志了中国政治和法制的进步与成熟。”日后看来，禹案并没有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它是一个视法律为无物、却又跟地方政府关系交恶的农民企业家自酿自饮的一杯苦酒。

        禹作敏判刑后，南方的鲁冠球三日不出，他写了一篇题为《乡镇企业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质》的文章，他写道“我们面临经营者的自身素质障碍。这是一道更困难的障碍。这种障碍的病因是部分农民能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所负载的历史使命，仅仅陶醉在眼前的成功光环中，这样的马失前蹄是非常让人痛惜的。而这一障碍的真正根源，其实是传统的小农意识与现代精神的冲突，显然，我们今天需要一次彻底的决裂。”1999年初，因患冠心病等多种疾病，禹作敏被转至天津天河医院甲三病房，10月3日，保外就医的禹作敏在孤独中去世，时年70岁。这位个性刚烈的农民企业家至死没有等到他一直渴望中的“平反”。